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海上势力曾经扮演过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古代希腊罗马人对海洋的探察和对海上势力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海洋意识，对于西方近代海洋意识的形成，对于“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诸国的殖民扩张，都产生过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古代东西方国家的当政者对海上势力的不同认识和定位，对于15、16世纪东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发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正是造成其后东西方文明差距逐步拉大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根源。
爱琴文明的产生与大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公元前3000年代爱琴海地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航海业和捕鱼业已居于重要地位。在克里特文明的全盛时期（公元前1600—前1400年），克里特人已经能够制造出桨船和帆船了。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斯都称克里特的米诺斯国王为“萨拉索克拉基”（意为“海之王”）。
公元前8—6世纪是希腊历史上的大殖民时代，一批又一批希腊人被迫下海，成为海盗、殖民者或经商者。在殖民过程中，一方面，希腊奴隶制文明的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希腊人的视野大为开阔，为他们吸取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古代东方诸国的文明成果打开方便之门，进而为后来希腊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5世纪前期，发生了震撼地中海世界的希波战争。结果，不习海战的波斯大军在海上连遭败绩，不得不退出爱琴海海上霸权的争夺。雅典逐渐成为海上霸国。
罗马原本是第伯河畔的农业小邦。经过一系列征服战争，罗马人成了意大利的主人，不久又继续向海外扩张，征服西西里、撒丁、科西嘉诸岛及地中海沿岸诸国。与此同时，罗马人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一跃成为囊括地中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地中海遂成为罗马的“内海”，海上交通空前发达，海上贸易日趋兴盛。地中海周边各被征服地区人民所缴纳的贡赋（粮食、牲畜、木材、黄金、宝石、奴隶等）源源不断地通过海路运抵意大利和帝国的首都罗马，或按照罗马统治者的旨意调运到帝国各地。由罗马附近的奥斯提亚港向外辐射的7条海上通道将罗马与地中海各地联系起来。罗马人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罗马人牢牢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制海权，直到罗马帝国的衰亡。
海上势力的发展培养了古希腊罗马人的海洋意识。其一是海洋领土意识，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海外”和“国外”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罗马帝国是海陆霸国，地中海的航运本身就是其国内的水上交通问题。显然，没有制海权，雅典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是难以维持的。其二是海洋经济意识，即把海洋视为经济的一个领域。希腊人在与地中海惊涛骇浪的搏击中，已逐步意识到某些海域的战略价值，如由爱琴海进出黑海的咽喉———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意识到控制这些地域的军事意义和经济价值。古典时代一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城邦（如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等），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粮食，海上交通的安全问题事关他们的生存；雅典人色诺芬在《论收入》（II．1—III．4）中，把发展海上贸易、引进海外客商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这是深处内陆的国家或民族难以想到的。
奴隶制时代的希腊罗马人长期艰难曲折的海上开拓和生产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西方人的开放意识和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海洋意识，其核心内容是他们明确认识到海洋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而社会对海上开拓、探险也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这是西方古典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和中古时代北欧人的海洋意识一起，成为近代西方人海洋意识的主要源泉。当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封建社会的母体里逐步成长起来的时候，当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力图把海外扩张和掠夺作为基本国策的时候，他们把古典文明的遗产加以吸收、利用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反观此时中国明王朝，却正在大力推行“海禁”政策，把海军作为实施“海禁”的工具。因此，尽管此时中国的航海技术水平不低于甚至超过西欧诸国，但这种技术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难以转化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力量。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代中央或地方的当政者从来就没有真正从海上取得过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强烈的海洋经略意识，也就不可能对海上势力的作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定位。当许多人为明王朝错过融入世界大潮流的历史机遇而扼腕叹息时，殊不知从某种意义上说，15、16世纪中西海上政策的差异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各自历史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其实质是西欧诸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明显超过明王朝，而海洋意识正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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